在黑箱中留下微光：《無名氏先生》與俄羅斯社會的縮影（明報）

俄烏戰爭爆發至今已邁入第四年，這場漫長的消耗戰正逐漸消磨國際社會的耐心。然而，榮獲去屆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的《無名氏先生》（Mr. Nobody Against Putin）日前在香港「歐亞紀錄片週2026」放映，正提醒我們這場二戰後歐洲最大規模的衝突仍未終結。

本片深入俄羅斯烏拉爾山脈旁的貧困礦業小鎮卡拉巴什（Karabash），由小學老師兼校園攝影師帕維爾·塔蘭金（Pavel Talankin）歷時兩年秘密拍攝。自2022年開戰後，俄羅斯當局強制校園推行「愛國主義」教育以合理化侵略。塔蘭金利用學校須定期上傳活動錄像至官方網站審查的規定作掩護，暗中記錄了宣傳機器如何滲透日常：從瓦格納僱傭兵入校宣講、盲目擁護政權的教師，到兄長陣亡的悲傷學生瑪莎（Masha）。這些看似平靜卻令人窒息的畫面，構築了威權政體後方的真實社會拼圖。

一如片名所言，主角塔蘭金是一個徹頭徹尾的「無名之輩」。回顧過去兩部同樣影射俄國政權的奧斯卡獲獎作品，《納瓦爾尼》（Navalny）聚焦於極具號召力的反對派領袖，《伊卡洛斯》（Icarus）則圍繞身居高位的吹哨人。相較之下，平凡的塔蘭金無政治光環，亦無撼動國家的權力。

然而，「無名」恰是透視俄國社會的天然掩護。官僚機器對平民缺乏戒心，使其鏡頭得以不受干擾，冷眼記錄大眾面對官方宣傳的冷漠與機械服從。個人的反抗雖是特例，鏡頭捕捉的卻是封閉體制最真實的普遍面貌。

被挾持的課堂：校園軍事化與消極抵抗

鏡頭下的課堂實況與行政指令，深刻反映了克里姆林宮對教育體系的大規模改造。片中不僅記錄了每週強制舉行的升旗與唱國歌儀式，更呈現了官方編寫的《談論重要事物》課程。這套課程於2022年9月引入俄羅斯校園，明確目的便是為「特別軍事行動」辯護，煽動高度軍事化與反西方的愛國情緒。為確保洗腦工程落地，當局建立了嚴密的官僚合規審查——塔蘭金暗中拍攝，正是利用了政府要求各校上傳「愛國活動」影片至國家入口網站以資證明的規定，這暴露了教育體系已徹底淪為集權控制工具。與此同時，準軍事組織的滲透令人不寒而慄。電影捕捉到瓦格納僱傭兵進入校園向學童演講，國家亦積極將退伍軍人與準軍事團體（如瓦格納青年俱樂部）整合至基礎教育中，試圖將服兵役「日常化」。

在這種肅殺的氛圍下，表達異見意味著必須付出殘酷代價。獨立研究指出，教師群體中普遍瀰漫著對舉報的恐懼。敢於發聲者面臨嚴酷後果：英語教師伊琳娜·根（Irina Gen）僅因在課間與學生閒談時表露反戰立場，便遭判處五年緩刑；而俄語文學教師娜塔莉亞·塔拉努申科（Natalia Taranushenko）因家長對她談論布查慘案長達兩年的持續舉報，最終遭判處七年徒刑。塔蘭金本人因面臨警方嚴密監視而被迫逃離俄羅斯，正是當局對教育工作者無情打壓的最真實縮影。

然而，當紀錄片將敘事重心傾注於個人的英雄式抵抗時，便無可避免地與多數俄羅斯校園的體制現實產生了落差。事實上，塔蘭金的反叛極具特殊性，無法代表多數人在極權體制下求生的真實手段。根據社會學研究，普羅大眾最主流的應對機制並非公然反抗，而是「新雙重思想」。社會學家指出，多數持反對意見的教師選擇服從但不盲從，他們不作公開抗議，而是向督導人員呈交完美無瑕的文書報告以示合規，私下卻在課堂中悄悄顛覆官方的政治敘事。

例如，儘管國家強制使用由普京幕僚梅津斯基（Vladimir Medinsky）主編、充斥政治宣傳的歷史教科書，但不少「精英」學校的教師坦言，購買這些教材純粹為了應付檢查，實際上則將其束之高閣，教學中依然堅持使用替代性的歷史輔助教材；與此同時，面對強制推行的《談論重要事物》洗腦課，許多教師亦展開了軟性抵制。他們並未如官方預期般灌輸具侵略性的地緣政治論述，而是採取消極怠工，要麼利用這段時間趕常規學科的進度，要麼抽空課程中的政治脈絡，將其轉化為探討普世人類價值、偉大科學家生平或幫助長者等無害且空泛的討論。

學生的蛻變：「懂事」的一代

在聚焦教育工作者的消極抵抗之餘，電影亦極其細膩地捕捉了年輕世代在鏡頭前的心理軌跡與微小轉變。起初，學童們總愛在塔蘭金的辦公室裡流連忘返，只因他是這個僵化體制內罕見的「自由人」。學生們雖然無法具體言明，卻本能地被他身上那份自由的氣息所吸引。然而，隨著時間推移，塔蘭金的辦公室逐漸變得空蕩。來找他的學生越來越少，有人敏銳地察覺到這位備受愛戴的攝影師其實是體制內的異類；有人則受到其他教職員或家長的暗中警告。與此同時，戰爭的陰霾已悄然實體化，無聲籠罩了卡拉巴什這座邊陲小鎮。

其中，女學生瑪莎的故事尤為令人揪心。作為塔蘭金最親近的學生之一，這個正值青春期的女孩原本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。某天，她輕描淡寫地提及，哥哥正考慮參軍，原因無他——小鎮實在太窮了。對於經濟凋敝的卡拉巴什而言，軍方開出的高額軍餉與撫恤金無疑是一筆難以抗拒的鉅款。不少出身貧寒的年輕人正是為了這筆錢，無奈踏上戰場的不歸路。在兄長陣亡的重擊下，觀眾看著瑪莎一點一滴地改變。她並沒有因此「覺醒」為激進的反抗者；她甚至無法完全理解這場戰爭的本質，也從未對當局吐露過半句怨言。但在鏡頭前，她的生命力正肉眼可見地枯萎。即使她保持緘默，我們依然能清晰感受到，一種深沉的懷疑正從內部將她慢慢啃噬。

瑪莎的緘默與學生們的疏離，並非孤立的個案。個體命運背後，數據揭示了俄羅斯學生的世代轉變。這完美印證了社會學界對俄國校園的觀察——自開戰以來，新一代學生已迅速蛻變為「懂事的一代」。如果說瑪莎因創傷而「被動失語」，代表了戰爭對個體生命力的壓垮；那麼聚焦在同學身上，則能看見他們如何將這種恐懼轉化為「主動防衛」。如今的學生憑藉生存直覺，便能精準掌握政治紅線。為了保護自己與家人免遭國家報復，他們在課堂上主動避開所有政治話題，展開極度嚴格的自我審查。這群年輕人過早地學會了逢場作戲，在表面展現出絕對順從，內心深處卻充斥著對政治的冷漠與犬儒。這種因目睹殘酷而被迫學會的「懂事」，與創傷性失語一表一裡，正是威權體制對下一代心智最深層次的摧殘。

迎合西方敘事：英雄濾鏡與俄國內部詰問

《無名氏先生》作為時代的真實縮影固然無比珍貴，但其敘事手法卻難逃迎合西方觀眾口味、甚至將反抗行為浪漫化與戲劇化的嫌疑。事實上，許多身處俄羅斯本土的評論人——當中不僅包括官方宣傳喉舌，更不乏反戰的獨立知識分子——皆批評電影的呈現流於失真，並指責創作者帶有投機意味。俄羅斯反對派長期以來的碎片化與內部傾軋，本就是普京得以長年穩掌政權的原因之一；而如今這種針對反極權紀錄片的內部非議，在客觀上彷彿更為克里姆林宮禁播此片提供了某種「合理性」。

片中將主角塔蘭金塑造成「熱愛自由的愛國者」，藉以暗指當權的獨裁者損害國家利益。這種極具西方意識形態的編排，恰恰落入了西方慣用的二元對立敘事套路。西方輿論在塑造俄國政治人物時，慣於「選擇性失明」：正如納瓦爾尼被捧為民主圖騰，其支持吞併克里米亞的往事卻遭刻意淡化；又如蘇聯末代領袖戈爾巴喬夫，在西方是終結冷戰的「和平使者」，但在立陶宛或格魯吉亞人眼中，卻是派坦克鎮壓獨立運動的威權象徵。遺憾的是，在當下的俄羅斯，「愛國主義」這個概念與詞彙早已失去理性探討的空間；這種語境的徹底封閉並非始於全面爆發的俄烏戰爭，而是早在克里米亞危機時便已根深蒂固。

身為徹頭徹尾的無名之輩，塔蘭金以至千千萬萬的俄羅斯平民，短期內的確難以撼動普京盤根錯節的政權。不過，正因為這部紀錄片瀰漫著一種深沉的絕望，以及抗爭注定失敗的宿命感，它反而出乎意料地展現出電影藝術那種超越理性的力量——在最幽暗的黑箱中，依然有人試圖用鏡頭留下微光，寄望於記錄本身終能改變些什麼。